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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适时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

海关总署5月外贸进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连续七个月下降,且降幅继续拉大。多数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口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形势未见明显起色,导致外需萎缩。专家们建议要尽快落实稳定外贸的六项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崔克亮文章表示,值此外贸衰减之际,更应从战略上反思中国过去长期秉持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便切实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出口和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消费则长期未能得到提升。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60%以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10%,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50%,消费占GDP的比重则长期低于40%。俗称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比例不够协调和合理,几成中国学界和决策层的共识。 

    事实上,据有关机构统计分析,最近30多年世界GDP构成中,私人消费是其主要部分,基本在60%以上,加上政府消费的14%—17%,消费占全球GDP的7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21%—23%,库存增长一般都低于2%。因为世界整体的进出口抵消,所以没有净出口的贡献。自1970年以来,世界GDP的这个构成比例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 

    两相比照,中国与世界GDP的构成差异悬殊,主要体现在消费的占比上。由此可见,适时对中国出口导向(或曰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乃势所必至,理所固然。 

    首先,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让国民的生活水平更高、幸福指数更高;换言之,经济增长是一种手段,而让民众生活质量改善是目的,即经济增长是末,而民众福祉是本,本末不能倒置。现实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出口的高增长、外汇储备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对资源环境的低效无度损耗污染为代价而换取的。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在京沪穗等内地大城市中,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仅为当地月平均工资的25%—40%,明显低于40%—60%的国际通行标准;印度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是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1.5倍,津巴布韦是中国的2.2倍,韩国是中国的12倍,日本是中国的29倍,美国则是中国的47倍。一般而言,分配率(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2000年,美国分配率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 。而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国平均在12%—16%之间,加上占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 

    再来看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十五”期间,中国八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左右。五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3.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2.5亿吨标准煤,增量远远高于过去2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总和。与高耗能高污染相伴随的是对能源资源的低效利用。目前中国能源总效益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10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由过去20年的0.5迅速增长到1.0以上。在中央启动积极财政政策试图拉动经济增长的当下,“两高一低”现象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不减反弹。 

    其次,正如现代经济学所阐明的,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吴敬琏认为,这正是中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样,陷入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中。 

    要想增强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就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因此,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提高对制度和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容易,政府也就容易丧失创造性地改善国内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和健全的管制环境。如此恶性循环,便会由曾经的成功进入衰退的危机中。 

    再次,与依靠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实现了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尤其是仅有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相比,中国内地有巨大市场,有总量丰富的资源能源,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多的庞大消费群体,当然更有条件和基础大幅提升内需占GDP的比例。中国有经济连年增长所形成的巨大财富(连年增长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等),只要对制度安排进行有效的改良,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机制(譬如改变行政事业开支占财政支出2/3的现状,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形成劳动者报酬增速略高于GDP增速的良性机制等等),建立无分城乡、全面覆盖的具有基本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完全有可能扩大内需,将内需占GDP的比例提高到一个合理水平,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主要建立在内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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